臺灣《中國時報》今天發(fā)表署名文章說，在骨灰壇風波下，我更加懷念一九九七。除了追思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與特里薩修女的病故之外，如今我又多了一個理由：一九九七是近十四年來臺灣社會中族群關系最為平和的一年。

　　
　　如果我們將媒體報導“族群對立”的次數(shù)視為觀察族群關系是否惡化的痛苦指數(shù)，我們發(fā)現(xiàn)島內(nèi)兩個主要平面媒體（《中國時報》／《聯(lián)合報》）在一九九七年出現(xiàn)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shù)是出奇的低，分別只有八次和六次，但從一九九四至二○○六這十三年間，平均每年媒體報導的次數(shù)至少是五十次以上，最多的一次是二○○四年，兩報報導次數(shù)分別高達一四五次和一○九次。

　　
　　文章說，一九九四年舉行的臺灣省長選舉和臺北高雄市長選舉，將族群政治帶入了選舉的中央舞臺。此后的十三年間，臺灣共舉辦了三次“總統(tǒng)”大選、四次“立委”選舉、三次縣市長／議員選舉、四次北高市長／議員選舉、一次省長選舉，“族群對立”始終是歷次選舉輿論關注的焦點，也是候選人造勢拼場的主要軸線之一。

　　
　　從一九九四至二○○六，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一共出現(xiàn)五個高峰，分別是在九五、八、○一、○四、○六年，前四個年份都是“立委”選舉年，○六的報導高峰則是與“倒扁”活動有關。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不同選舉活動對于媒體報導的影響：在非“立委”選舉年，《中國時報》與《聯(lián)合報》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shù)分別是三六次和四○次，“立委”選舉年則是躍升至九○次和七四次。以每月平均報導次數(shù)來看，“立委”選舉年都高于非“立委”選舉年，特別是十一月，“立委”選舉年的該月報導次數(shù)幾乎是非“立委選舉年的三倍。

　　
　　非“總統(tǒng)”選舉年的平均報導次數(shù)是四七次和四八次，“總統(tǒng)”選舉年則是七一次和五八次。每逢“總統(tǒng)”大選，媒體對于“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shù)從一月開始加溫，于三月達到高峰。

　　
　　文章指出，比較而言，“立委”選舉和“總統(tǒng)”大選對于媒體報導“族群對立”的影響最為明顯，縣市長選舉的影響則是最小，此一差異有助于我們了解臺灣社會族群對立的現(xiàn)象。其一，族群議題在不同類型選舉活動中的意義和重要性并不一樣。對于縣市長選舉而言，族群議題吸引參選人與選民關注的能量不足，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也較不容易登上版面。但對于“總統(tǒng)”大選而言，除了能力操守之外，候選人的身份背景常具有全臺象征意義，包括家庭出身、語言能力、歷史觀點、文化態(tài)度、統(tǒng)“獨”立場等，“族群對立”也因此容易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媒體報導“族群對立”的嚴重程度也和選舉制度有關。以“立委”選舉而言，第三至第六屆的選舉制度都是復數(shù)選區(qū)，不論是十萬票還是三萬票，結(jié)果都是當選。如此一來，為了能夠突破最低當選門坎，部分候選人會采用比較激情的參選方式，包括族群語言的使用。簡言之，媒體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并不是一個經(jīng)年累月的普遍現(xiàn)象，而是有著時序性的起伏變化，背后則是糾纏著政治活動與選舉制度的影響。

　　
　　文章最后說，當然也許你會問，為何一九九七年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shù)會特別低呢？這一年族群關系的平靜背后其實有著令人不忍憶起的血淚教訓——白曉燕命案。或許是陳進興等人的犯罪行徑讓臺灣民眾驚覺到治安敗壞與官僚無能已經(jīng)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嚴重程度，也或許是白曉燕微弱顫抖的無助身影與白冰冰女士令人動容的泣訴提醒了我們，除了“族群”之外，是不是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一起去珍惜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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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曉燕（1980年6月23日—1997年4月），知名臺灣藝人白冰冰之女與日本知名漫畫家梶原一騎之女，高二時因綁架撕票而逝世。

　　白曉燕命案（簡稱：白案）為臺灣有史以來最重大刑案之一，由于被害者為知名藝人之女，加上陳進興等三名加害人不僅作案手法殘酷且又于逃亡途中犯下多件刑案，導致臺灣社會為之震撼。另外，該案發(fā)生期間，臺灣新聞媒體大篇幅的報導，亦被普遍認為侵害受害者家屬隱私，將歹徒英雄化。因此，此時期媒體的報導行為亦成為爾后臺灣新聞媒體倫理標準的負面教材。

　　該案件不但為當年度影響臺灣最大的單一事件，也是1990年代甚至國民黨政府遷臺以來最重大的治安事件之一。據(jù)臺灣半官方的“國策中心研究室”所做的研究報告顯示，白案的影響層面甚至達到臺灣的“修憲”、“政黨政治”與“內(nèi)閣政治”的權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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