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尋根：從地名釋義看兩岸歷史淵源
地名是歷史文化的化石。在中國大多數(shù)地方，地名皆蘊含著濃厚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時代意義。臺灣作為中華民族晚近的新拓地，這種文化意義尤為深厚而豐富。在臺灣地名中，有的與其地形、地貌和方位有關。如頂坪、深坑、鶯歌、鵝鑾鼻、林口、線西、線東等；有的來自于當?shù)貏又参铩⒌V物等物產(chǎn)，如鹿港、蔗廓、番薯寮、柯子寮、大稻埕等，也有“原于先住民者，如臺東稱卑南，民雄曾是打貓，屏東是阿猴，高雄為打狗，新竹是竹塹，大龍峒番名叫大浪泵，八里原名八里坌。”當然還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殖民者留下的烙印，如福爾摩沙、三貂角、王田、紅毛港、關西鎮(zhèn)等，但更為普遍的地名則是明清兩代臺灣拓墾開發(fā)的產(chǎn)物。這些地名遍及全島各個角落，且大都與當時拓墾者的籍貫、姓氏家族、宗教信仰、戶數(shù)、首領或拓墾的規(guī)劃、合作防御措施、拓墾成果以及墾成后的聚落變遷與行政規(guī)劃密切聯(lián)系。下面試圖從這些方面，踏著拓墾者的足跡來探尋臺灣先民之根，以揭示臺灣與祖國大陸相濡以沫、血濃于水的歷史淵源。
與拓墾者祖籍有關的地名
臺灣居民大多數(shù)來自閩粵兩省，其中以福建泉州府、漳州府和廣東嘉應州者最多。移民們在陌生的新天地里謀生創(chuàng)業(yè)，故鄉(xiāng)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總是那樣令人魂牽夢縈，因而他們往往把祖籍的地名移植于新開拓的居住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厝、寮、店、埔、街等之前冠以祖籍地名，以示該新聚落開發(fā)者來源地。如彰化縣的泉州厝、大埔，嘉義縣的海豐、南靖、東石，云林縣的興化寮、龍巖，屏東縣的潮州鎮(zhèn)、潮州麻、潮州寮等。這類地名遍及全島各個角落，其中“福建到臺移民用祖籍府縣州名稱呼的地名達50個。”府縣州名之外，還有小的地名也被移植過來。例如安平原是鄭成功的故鄉(xiāng)之名，他收復臺灣后便被命名于一鯤身港。高雄縣的鳳山、鳳山街、鳳山厝、旗山、旗山莊和屏東縣的鳳山厝、新竹縣的鳳山溪，都是移自于泉州的鳳山、旗山，臺北縣芝山巖移自龍溪，嘉義東石鄉(xiāng)、澎湖的東石村、鹿港鎮(zhèn)的東石里都移自晉江，鼓山也是廈門移民將其名義移植過來的。
與拓墾者的姓氏宗族有關的地名
移民在陌生、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下，往往同一姓氏的宗族聚族而居，形成血緣聚落，共同開墾一地，并以其族姓為地名。例如臺南縣的胡厝、孫厝、謝厝寮（閩南人稱房屋為厝），苗栗縣的頭屋、桃園縣的宋屋（客家人稱房屋為屋）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以宗族組織為中心的地名，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制度下的產(chǎn)物。近代以來，由于工商業(yè)發(fā)達、交通運輸便利等因素，人口遷移頻繁，以致這些地名雖仍留存，但大部分已喪失其原本意義。
與拓墾者的神明信仰有關的地名
移民為了凝聚同籍、同業(yè)之間的力量，往往把祖籍的神明移祀于臺地，及墾殖有成，則建廟蓋宇以祀之，以致聚落中有不少以廟宇來命名者。如臺南縣的關廟鄉(xiāng)、澎湖縣的馬公市（舊稱媽宮），而更普遍的則是冠以媽祖、天公關帝、五福、土地公、清水寺、水仙宮等名稱。
與拓墾的戶數(shù)有關的地名
墾荒拓野之初，住戶稀少，寥寥數(shù)屋坐落于廣袤原野，出于安全需要，數(shù)家聚居一處，彼此守望相助，久而久之，亦成了地名稱呼。如高雄市有三塊厝、五塊厝，屏東縣有六塊厝、九塊厝，臺中縣有四塊厝，臺東縣有七塊厝，臺南縣有三舍村，嘉義縣有五間厝。
與拓墾的合作方式有關的地名
為了解決資金勞力之不足，移民常由數(shù)人出資合股開墾，于是股份合作意義的“股”、“份”字常常演化成地名，甚至連開墾時鬮定次序的“鬮”字也被用來做為地名。如臺北縣有五股、六股、十三股；臺南縣有三股、七股、九股；員山鄉(xiāng)有三鬮，三峽有二鬮，阿蓮鄉(xiāng)有九鬮等等。由于宜蘭平原原拓墾時，墾戶常聯(lián)合10個或10個以上的佃戶一起拓荒，十小結結合一結，十結合為一大結，形成一種獨特的拓殖團體即“結”。日久，“結”亦轉化成地名了，如宜蘭縣有一結、二結、三結、四結、五結、十六結。
與拓墾者所建的水利設施有關的地名
移民投下資金、人力拓出土地后，要做到旱澇保收，埤圳、陂塘、堰汴等水利設施的興修是不可或缺的。“高雄路竹鄉(xiāng)的三老爺陂、北領陂、新園陂，湖內(nèi)鄉(xiāng)的大湖陂，彌陀鄉(xiāng)的烏樹林塘，鳳山縣的赤山陂等，據(jù)說都是鄭成功時代開鑿的。類似以埤圳為名的地名在全島更是多得不勝枚舉。如埤子頭、埤子腳、圳頭、圳寮、大圳等等。
與拓荒者所建成防衛(wèi)設施有關的地名
除了興修水利以抗天災外，拓墾者仍要應付各種“人禍”，即與原住民、其他祖籍的移民爭奪土地資源，以武力為后盾來推進拓展土地。隨著移民的拓墾深入到以丘陵、山地為主的中北部的南投、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的活動空間被日漸壓縮。為了防止原住民侵擾聚落，拓墾者往往在臨近山口的險要處構筑軍事防備設施，設隘首，豎木柵，施圍堵，劃土溝，是故由南到北、由西而東，臺灣各地皆留下許多和堡壘有關的地名。如恒春附近海岸的柴城，臺南市的土城子、竹蒿厝，臺中縣的土牛溝，宜蘭縣的頭堵、二堵、三圍、四圍，基隆附近的五堵、六堵、七堵、八堵、臺北市的石牌（清代臺府在漢番交界處所至的標志）。
與明鄭成功政權的軍事建制有關的地名
除了民間武力拓墾遺留下不少地名之外地人，明代鄭成功守臺時期大規(guī)模的軍事拓墾亦造就了不少地名。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后，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需，鞏固抗清基地，而實行了屯兵于農(nóng)的屯田制度。“當時屯田處多達40余處，而以鹽水港地方最密集，鳳山地方次之，臺南市近郊因水利佳處，早為移民所墾成故極少。”當年鄭氏的軍事建制有不少就蛻變成地方的名稱。如新營、舊營營、五軍營、營盤邊、營盤坑、本營、將軍、左鎮(zhèn)、二鎮(zhèn)、果毅（以上在臺南以北）；營前、營后、左營、右沖、前鋒、后勁、后協(xié)、援剿中（以上下班在臺南以南）。此外，由于鄭氏將從荷蘭人手中接受過來的王田改名為官田，“直到現(xiàn)在，臺南縣縱貫公路彎，猶保留有叫‘官田’的地方。”
與最初的拓墾面積有關的地名
臺灣土地丈量一直以甲為單位，當時的拓墾成果也就比較廓清，沿襲久之亦成為地名。在歷史上臺北附近就有六甲、九甲、十二甲等地名，臺南縣有三甲、六甲、十三甲、三十五甲，鳳山地區(qū)內(nèi)亦有五甲之地名。又因五甲相當于一張犁的面積，故臺北市有三張犁、六張犁，臺中市有四張犁，高雄縣有八張犁、十張犁之名。
與拓墾聚落變遷有關的地名
移民在最初開拓的土地落居后，往往會不斷地拓墾擴大聚落，加上不同族群相互爭奪土地資源而分類械斗的影響，都導致了不少聚落的興衰變遷，于是針對新舊地名稱呼就又有新店、新社、新港、新厝以及舊街、老街、舊港等名稱。
與政治教化有關的地名
隨著土地的大片開發(fā)，最初的小聚落日漸繁多，統(tǒng)治者亦隨之設置行政區(qū)劃加以管理，命名往往帶有政治教化色彩。例如鄭氏來臺后，首都命名為東寧，設承天府和天興、萬年兩縣，并在初開拓的區(qū)域劃分“里”，取長興、嘉祥、仁德、仁和、仁壽、歸仁、新昌、維新、永康、永定、新化、善化等地名，光緒初年新設恒春縣的同時，也起了宣化、仁壽、至厚、德和、永晉、泰慶、咸昌、治平等具有濃厚儒家教化色彩的地名。至若彰化，原名半線，本為“番”社，于1722年置縣，為了“彰顯王化”，乃由官方所命名。嘉義原名諸羅，1786年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地軍民合力抗拒林爽文起義，清廷為“嘉許其忠義”，而賜此名。
與紀念開基先人和鄉(xiāng)賢名宦有關的地名
為了紀念、表彰拓墾斯地的先人，當?shù)氐泥l(xiāng)賢名宦，京產(chǎn)生了不少人物式地名。如南投縣的林圯埔（鄭氏部將）、國姓鄉(xiāng)，臺南縣的林鳳營（鄭氏部將）、將軍鄉(xiāng)（施瑯將軍官莊所在地）、臺南市的本淵寮開發(fā)始祖黃本淵、蘇澳墾首蘇士尾、吳金城墾首吳金、阿公店（拓墾初一老翁在此搭草寮開店）等。
地名勝古跡是歷史文化的縮影。從上述臺灣地名溯源中，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這樣一個基本歷史事實；臺灣歷史就是一部華夏民族在臺灣島上的開發(fā)史。400年來，一批批的華夏族先民渡海來臺，披荊斬棘，開山拓土，化荒蕪為沃壤，在島上落居生息下來，其經(jīng)營建設臺灣的歷史遺跡不少就演化為地名而相傳下來。從這些遍布全島的地名所表現(xiàn)的含義、精神，不僅可窺當時移民拓墾的措施、方向和過程，亦足以明了移民對祖國大陸的認同與依戀。臺灣人與大陸人源自同一祖先，臺灣是來臺灣省的大陸移民工胼手胝足、流血揮汗經(jīng)營開發(fā)的，兩岸之間有著相濡以沫、血濃于水的親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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