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全國臺聯(lián)主辦的“許壽裳先生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文化建設——許壽裳追思會暨學術(shù)報告會”上，一些發(fā)言又還原了許壽裳在臺灣的那段歲月。

　　許世瑋曾這樣解釋父親許壽裳赴臺的動機：“當時臺灣是個比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實現(xiàn)他的夙愿，完成《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寫作。他雖寫過不少關于魯迅的文章，并在臺灣完成了《亡友魯迅印象記》，但始終覺得‘言猶未盡’。”

　　1946年6月25日，許壽裳應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邀，只身孤篋從上海飛抵臺北，籌設省立編譯館。陳儀請來許壽裳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宣傳魯迅，但作為“五四”一代的過來人和魯迅的至交好友，許壽裳覺得還是要做點什么。

　　在初到臺灣寫下的《魯迅的精神》一文中，許壽裳這樣寫道：“魯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話說，便是戰(zhàn)斗精神，這是為大眾而戰(zhàn)，是有計劃的韌戰(zhàn)，一口咬住不放的。”對于當時生計艱難的臺灣民眾而言，文字中蘊藏的暗示力量是很強烈的。由于有半官方的身份，很難說許壽裳在鼓吹國民黨聞風色變的“左傾思想”，但對國民黨內(nèi)部積弊以及臺灣混亂現(xiàn)實的認知，加上知識分子特有的情懷，使得他的思考體現(xiàn)出相對獨立的立場，并在文章中流露出來。隨后島內(nèi)出現(xiàn)大量攻擊言辭，污水甚至潑向他的女兒許世瑋。

　　“二·二八”事件發(fā)生后，陳儀被調(diào)離臺灣，1947年5月15日新官上任，次日便在第一次政務會議上議決裁撤編譯館，許壽裳被迫轉(zhuǎn)到臺大任教。在許壽裳的多方奔走下，原先在編譯館任職的人如李霽野等也隨同來到臺大，許壽裳將精力轉(zhuǎn)移到他最熟悉的教育領域來，繼續(xù)做他島內(nèi)士林“無形的領袖”。

　　1947年8月，臺大文學院改為哲學、歷史、中文、外文四系，其中中文系主任由許壽裳擔任，他與臺靜農(nóng)等昔日友朋共事，認真擘劃中文系課程。有臺大學生回憶，一學期過后再回到學校，發(fā)現(xiàn)整個樓“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分別以“總集”、“專集”、“近代”等命名。許壽裳還在文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中提案：大學為學術(shù)機關，教授、系主任及院長皆系聘請者，“對校長行文不應用簽呈，應改公函”。

　　臺大成立伊始，中文系學生很少，許壽裳所教授的二年級只有兩個學生，而許壽裳的認真嚴謹則始終不改，專門為兩個學生印制文字學講義，并親筆校正后才發(fā)給學生。在許壽裳的領導下，中文系一派欣欣向榮。“言猶未盡”帶來的訕謗，編譯館遭裁撤的無奈，在栽培桃李的樂趣中得到了部分補償。

　　然而，這一令人振奮的前景卻很快被陰影所籠罩。1948年2月18日夜，許壽裳在臺北和平東路青田街6號寓所慘遭兇殺，右頰右頸被柴刀連砍4刀，當場氣絕殞命，年僅66歲。兇手在3天半后被捕獲，不久便被執(zhí)行死刑。

　　許壽裳之死眾說紛紜，成了無頭公案，當局說是單純的盜竊引發(fā)的刑事糾紛，但不少島內(nèi)知識分子則懷疑事關政治。不管如何，自他去后，島內(nèi)知道魯迅的人越來越少，“周樹人”這個名字及其作品此后數(shù)十年也漸漸成了被屏蔽掉的敏感詞。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首七絕是魯迅1903年在日本東京求學時所做，題贈給許壽裳的。魯迅沒有想到，或許冥冥中事關讖緯，數(shù)十年后自己的摯友會喋血臺北寓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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