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重慶、北京兩大直轄市中共市委專職副書記人選的更替，今年以來，全國已有12個省份的黨委專職副書記人選發生變更。

　　自2006年起，按照執政黨中央“減少領導職數”的要求，全國絕大多數地方黨委均建立了“一正兩副”（一名省委書記、兩名副書記）的領導班子架構。目前，中國第一代省委專職副書記已全部卸任。

　　歷時7年，經過兩次省委黨委班子集體換屆，共產生92位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他們的仕途沉浮與晉升空間如何？遇到了什么樣的體制性困惑？其職權的每次擴張與收縮，背后原因何在？圍繞著改善“集體領導”模式的目標，執政黨一直在進行著可貴的嘗試，與之相伴的，便是“專職副書記”的角色定位一直在不停地進行挪移與探索。

　　92位副書記的“進退去留”

　　2013年4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批準，上海、重慶兩個直轄市的市委專職副書記先后完成人事更替：已升任各自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殷一璀、張軒分別卸任所在地的市委副書記，兩人的“空缺”分別由李希（原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張國清（原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接任。

　　殷一璀、張軒也成為2006年中共首批省委專職副書記中最后“退役”的兩位。《南風窗》記者統計發現，截至今年4月底，全國累計已有92人先后擔任各�。ㄗ灾螀^、直轄市）的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包括5位少數民族干部和7位女性。他們中，多數人已在過去幾年間完成了仕途中可能是最為艱難的“華麗轉身”，跨入了正省部級甚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統計發現，在曾擔任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的干部中，目前已有3人升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胡春華、栗戰書、劉奇葆），17人升任省長、書記，17人任省政協主席、2人任直轄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另外，還有8人進京，成為中央部門和國務院部委的正部級領導。

　　梳理近年來31個省級政府“一把手”的履歷可發現，“省委專職副書記”已超過“常務副省長”，成為晉升為省長（直轄市市長、自治區主席）的最主要來源和“第一候補”梯隊。在外界看來，省委專職副書記已堪稱“省長搖籃”。

　　從反腐敗的案件查處來看，省委專職副書記也堪稱中高級干部的榜樣，7年來僅有1人（四川李春城）因貪腐“落馬”，這也成為他們仕途升遷的另一砝碼。

　　2006年11月，入藏10幾年、在西藏自治區黨委換屆中新當選為常務副書記的胡春華在履新一個月后便調任團中央任第一書記，成為第一位離職并升遷的省級專職副書記。不過，在“一正兩副”領導體制設立初的兩三年，像這樣的晉升仍屬個案，總體而言，“專職副書記”的晉升空間在當時并不被外界看好，甚至要低于省會城市的黨委書記、常務副省長等職。

　　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先后有7個省份的政府首長發生變動，但只有2個省份的新任省長（主席）在晉升前是擔任省委副書記的，他們同時也是所在省區的常務副省長（常務副主席）。最近幾年，專職副書記的晉升空間才被打開。

　　“專職”角色與多元化“兼職”

　　自2006年下半年開始，中央在全國推廣“一正兩副”領導模式，目的是“減少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充分發揮集體領導作用”。在此之前，省級黨委領導層中，除了1名黨委書記、10幾位常委外，還有多達四五名的黨委副書記，他們不僅分管黨委各工作部門，還分管政府工作，這勢必造成了多頭領導、重復分工、職能重疊等問題。

　　在實行“一正兩副”模式后，地方黨委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副書記與常委的分工“不交叉、不重疊”；常委直接向黨委書記和常委會負責。但在專職副書記的工作職責和角色定位上，中央文件僅籠統規定：“協助書記處理日常事務，受書記委托負責其他工作�！敝劣谀男�“日常事務”以及哪些“其他工作”應由專職副書記來負責，并無具體規定，而是取決于黨委書記是否授權，以及授權的大小與多少。

　　由于重要的權力和領域（如經濟、組織、紀檢、宣傳）都有其他常委分工負責，因此，專職副書記實際分管和負責的領域就少之又少。這樣，就出現了專職副書記“名義上地位更高，實際職權卻小于其他常委”的尷尬局面。

　　為了更好地發揮省委領導班子的集體智慧、調動班子成員的積極性，近年來，各地也在專職副書記分工上進行了多種嘗試。最明顯的表現是，最近幾年，省委專職副書記在分工上出現了更為多元、更豐富的“兼職化”、“實權化”傾向。比如，兼任政法委書記、紀委書記、組織部長甚至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

　　特別是在省級黨委換屆和地方“兩會”之后，專職副書記兼任其他重要職務，往往達到高峰。2012年7月，全國省級黨委換屆完成后，有7個省份的省委專職副書記兼任該省的政法委書記。在此之前的2010年底到2011年初的各省“兩會”后，更是一度有多達9個省份出現了省委副書記兼任政協主席的模式。這一度引發了種種猜測：在省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一名副書記擔任行政首長的慣制下，專職副書記兼任政協主席是否會成為一種新的模式？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省委專職副書記“兼職化”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今年4月下旬，已當選北京市政協主席的吉林卸任市委副書記職務、其“空缺”由呂錫文接任，這也使得持續了3年多的北京市委專職副書記兼市政協主席的格局結束。

　　從“純”專職副書記，到兼任其他重要職務，再到如今紛紛卸任其他職務，省委專職副書記的職權變化經歷了一個“由擴張到回歸專職”的過程。從目前情況看，省委專職副書記的兼職存在多種可能性，并沒有形成制度化。如今，一些地方告別“兼職化”、回歸“專職化”，正成為新的動向。

　　“虛銜”與“實權”的辯證法

　　之所以出現上述變化，恐與中央對高級領導干部豐富履職經歷、完善領導治理經驗的要求相關。《南風窗》對近幾年新晉省級專職副書記的履歷分析發現，以下三種職務是專職副書記的主要來源：重要城市（省會、經濟中心）的市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長，省政府常務副職。

　　可見，在升任省委專職副書記之前，這些干部或者缺乏黨務部門的鍛煉，或者局限于某些地域事務或條塊領域、缺乏在更廣闊的區域（如某一省份）領導的經驗。而經過省委專職副書記崗位歷練，則可有針對性地彌補上述短板。因此，作為省長“儲備人才”和后備梯隊干部，專職副書記的這段經歷，也可看作是他們今后邁向更高崗位的“見習期”。這也是中國政治精英選拔錄用不同于西方的一大特點：在升任更高崗位前，須經歷實際工作鍛煉、積累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

　　但是，在職權上，省委專職副書記看起來并不與其地位相稱。由于不直接分管重要黨務和政府事務，多數省委專職副書記最常見的角色就是擔任所在省份的多個議事協調機構（如省某領導小組組長）或者臨時機構（負責處理某棘手突發事件）的負責人。因此，外界通常將該職位看作是“位高權不重”的“虛銜”。甚至有人將這段經歷視為“坐冷板凳”。

　　然而，在執政黨的文化中，這種來自“組織”的特殊磨礪和考驗，往往也暗含了更為積極的意蘊。相對而言，專職副書記能從以往的具體而繁雜事務中脫身出來，用更為超脫的心態和相對充裕的時間來“務虛”，用全局的觀點和戰略視角來審視全省的事務。這對于一個未來有可能執掌全局的“封疆大吏”在能力培養乃至心性磨礪上，都有必要。

　　從表面上看，省委專職副書記通往正省部級，僅“半步之遙”。但要順利邁過這“半個臺階”，往往要歷經各種考驗。最近幾年，中央對省長、省委書記的提名人選中，大多是按照干部的政績和資歷，“順位接替”或“交流任職”。因此，對于專職副書記而言，經歷多崗位、多地區的磨礪，積累多重執政經驗和履職體驗，也是執政黨“培養干部”的路徑之一。

　　從干部梯隊配置和年齡結構上看，把省委專職副書記視作正省部級干部的儲備人才來對待，或可視為執政黨干部培養戰略部署上的重要一著�，F任31個省份的省委專職副書記，幾乎全都出生于1955年之后，其中“60后”就有7人。毋庸置疑，這批年富力強的干部，在未來的5年甚至10年，將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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