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美國簽署名為《關于保障信息通信技術與服務供應鏈安全》的總統行政令，以遭遇所謂“敵對國家”威脅為由，宣布在與信息通信技術與服務的供應鏈安全相關的領域，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所謂“敵對國家”的威脅，包括“指向經濟與工業的間諜活動”“植入后門”“威脅與數字經濟以及關鍵基礎設施相關的敏感信息”；構成威脅的方式，不僅包括直接的威脅，而且包括“對技術的使用”以及“收購”。白宮當日明確表示，將由商務部長牽頭，會同財政部長、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長、美國貿易代表、國家情報總監、行政事務管理局局長、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以及其他相關職能部門，對相關的信息和通信技術或服務進行審核，如果認定其存在威脅，則可以禁止所涉及的交易的進行。

　　人們經常聽到一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這次簽署的總統行政令，在2019年的世界，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具體的案例，即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如何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對通信信息技術的供應鏈，施加反作用。在行政令頒布之后，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立刻宣布，將全球5G行業的龍頭企業，中國的華為公司和其他70家企業，納入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的“實體名單”，加之當前正進入一個微妙對峙階段的中美經貿斗爭，全球都做出了相應的判斷：被總統行政令針對的，正是中國的華為公司。一如有網友在美國發布相關信息的新聞網站上留言，這是第一次看到美國如此密集地動用國家力量，精準針對華為公司。

　　支配美國政府作出這一決定的基本邏輯，2017年斯蒂夫·班農在日本舉行的世界白人保守主義大會上已經清晰地闡明了：首先是“中國制造2025”，其次是“一帶一路”，然后是5G；如果讓中國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實現這些目標，那么中國首先將在信息技術革命的背景下變成一個技術強國，然后是制造業強國和經濟強國，最后則是金融強國；如果不抓住一個可能在5年、7年或者8年內就可能逝去的窗口，對中國的公司進行真正的制裁，將中國的企業從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踢出去，那么隨著技術的發展，就再也沒有機會了。那時，元，或者說人民幣，就將成為汽油和其他所有石油制品的兌換貨幣。

　　套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有關霸權的理論，這是一種“霸權的邏輯”。更加準確的，這是一種經典的看到了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霸權，以一種以“預防性方式”處理挑戰者的經典邏輯，也是美國學者闡述“修昔底德陷阱”時的經典邏輯：雅典的崛起，引發了斯巴達的恐懼。在此次美方簽署的總統行政令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述：盡管在信息通信技術領域以及更為廣泛的美國整體經濟中，保持一個開放的投資環境有助于美國國家整體的增長和繁榮，但這種開放必須與保護國家免受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的需要相平衡。

　　這也回答了另一個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長期辯論的問題：國家關注的究竟是絕對收益，還是相對收益。美國的行動，無論是之前極限施壓時出爾反爾地提升關稅，還是此次基于供應鏈安全發布的緊急狀態，都證明，至少當前時段的美國是一個關注相對收益的經典的現實主義霸權國家。對美國來說，維持自身的霸權優勢，遏制潛在的競爭對手，比實現自身高速發展，具有更高的價值。這同樣也是本屆美國政府上臺以來，美國一系列“退群”行動背后的邏輯：如果相對收益不利于美國，不利于保持美國壓倒性的全球優勢，那么美國就寧愿背叛合作，離開其曾經主導締造的各種機制，不惜用整體利益的絕對受損，來換取自己在一段有限時間里繼續保持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優勢。

　　這種邏輯的核心，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安全觀，即自我中心的絕對安全。這種安全要求的是一種“只許州官放火”的非對稱安全：美國可以在全球范圍獲得不受限制的行動自由，而任何其他行為體不僅不能具有這種自由，而且連獲得這種自由的可能，甚至是限制美方行動自由的可能，都不允許擁有；否則，就構成了對美方國家安全的威脅。這種安全觀，在與通信信息技術相關的國家安全實踐中，已經多次得到了體現：

　　2001年，歐洲議會組織的臨時工作組發布報告，指出美國的公司疑似多次借用冷戰時期建成的用于監控蘇東陣營的“梯隊”系統，監控其歐洲競爭對手的商業機密通訊，竊取價格和競爭策略等信息，然后幫助美國公司贏得訂單。1999年，空中客車公司與波音公司圍繞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訂單展開競爭時，空中客車公司先贏后輸，就是因為波音借用了這套系統。2001年報告發布后，3月中情局前局長在《華爾街時報》發表題為《為何我們監控我們的盟友》的文章，將美國政府運用“梯隊”系統監控歐洲公司定義為“美歐公司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歐洲公司不使用作弊手段來對付美國企業。

　　2013年，前中情局雇員斯諾登披露美國政府在全球網絡空間實施“棱鏡”項目，被外界戲稱為八大金剛的美國信息技術和通信業的巨頭全部被披露涉及其中。斯諾登披露的1500份文件中，明確揭示美國國家安全局入侵華為等中國公司竊取信息，研發針對性的后門植入程序。2015年7月31日，匿名的情報官員透過《紐約時報》放話，“我們在中國大陸的計算機網絡中植入了數以千計的系統”。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局開發的武器級漏洞利用工具“永恒之藍”在網絡空間泄露，釀成禍及全球的“想哭”勒索病毒事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次美國在行政令中列出的威脅，與其說是指控所謂的敵國政府可能帶來的威脅，不如說是將美國政府在網絡空間曾經做過、正在繼續實施，以及可能具有的威脅能力等，一股腦兒投射到了所謂的對手身上。所謂產業鏈面臨的威脅，總體上看，是建構出來的威脅，是美國對外行動的投影，是建立在扭曲認知基礎上的受迫害妄想。

　　在具體執行上，這次美國政府以比較“突然”的方式，頒發這樣一個清晰指向單一企業的經濟狀態，也是情非得已：原本認為可以通過鼓吹美國關稅的威脅，迫使中國作出更多讓步，沒想到不僅沒有得到中國讓步，還觸發了來自中國政府的強硬反制。央視新聞幾分鐘的莊嚴宣告，直接促成了美國金融市場8.5萬億市值的蒸發，道瓊斯指數在中方回應當日的跌幅用了近一周時間都無法有效恢復。相關社交媒體官方賬號上，已經很顯著地體現出免談關稅的傾向。“全面進攻”失靈之后，“重點進攻”就是非常自然的選擇。因為此前似乎還有一些記憶，在中興這樣的案例上，美方輕輕施加一下壓力，就得到了顯著的效果。所以，“精通交易藝術”的美方，就嘗試繼續復制中興的成功案例，并將目標對準華為，試圖在中美經貿斗爭的進程中開辟新戰場，掌握新籌碼。

　　但從效果看，這種做法造成的所謂收獲，遠遠小于已經和即將支付的代價：

　　所謂的收獲就是，似乎在形式上掐住了華為的要害，好像可以對華為實施“班農式”的“真正的制裁”；似乎對美國的金融市場不會造成太大的擾動；初步看來似乎中方難以實施對等報復；還能讓中國境內一些從意識形態、道德判斷、利益識別以及審美標準諸方面全面認同美國超過認同中國的用戶，獲得了新一輪“唱空”和“唱衰”中國的機會，獲得了新一輪兜售“投降有理、有利、有機會”的某種可能。

　　但實際上，美方已經以及將要付出的代價，將遠超始作俑者的想象：

　　其一，短促突擊并未取得預期的巨大心理震懾效果，反而起到了警示作用。從實際效果看，華為方面的最初表態，尤其是海思那封“備胎一夜轉正”的公開信，讓各方清晰地看到，美方氣勢洶洶的攻勢遠非不可破解，看似強悍的超級大國其實真沒有想象中的恐怖。2018年中美經貿斗爭剛拉開帷幕不久，美方對中興公司看似“一擊致命”的攻擊，震驚了各方；但此次2019年美方試圖在華為復制同樣的勝利時，人們卻發現，秉持“居安思危”和“自力更生”理念的華為，再加上超強的執行力，通過提前做好冗余物資準備，以及堅持自主開發“備胎”等戰略安排，硬生生就是沒有被一擊倒地。華為憑借自身戰略能力爭取的緩沖和過渡時間，不僅服務于華為自身，也為中國在新環境下如何兼顧安全和發展地推進改革開放，做出了極其珍貴的示范。

　　其二，美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道義優勢和信任基礎面臨“極速透支”的風險。冷戰結束之后，歐美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推動了制造業的重新布局，催生了基于效率、分工和收益的全球產業鏈。這種產業鏈擴張的前提，是對歐美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企業的信任，這種信任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系列的敘述基礎之上，其核心，就是美國“是一個負責任的良性霸權”，主要通過制度和機制，而非實力，來發揮“領導作用”。不用擔心美國違反游戲規則，不用擔心美國政府搞小動作，美國產品可以放心使用。這次，美國政府對華為舉起了行政法令的屠刀，而真正提出的問題則是：還能信任美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關鍵環節嗎？有多少國家自信自己是不會受到美國威脅的？在技術和產業領域形成有效的替代方案，建設能有效應對美國政府抽風的“備胎”，在考慮是否采用美國企業的技術、產品和服務時將美國政府單邊主義的威脅納入其中，以及在條件成熟時構建更加安全的、繞開濫用霸權優勢的行為體的、新的產業鏈，恐怕逐漸會成為其他行為體的共識。

　　有觀察者已經敏銳地指出，整體看，在民用消費品領域，依據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進行全球布局，遵循一定的游戲規則，進行合作生產，并進行全球銷售，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必然要求；也是冷戰結束之后，人類朝著一個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的必然要求。從已經有過的實踐來看，這種合作有助于集合資源優勢，釋放更大的生產力，全面提升人類的福祉，并促進全球的共同發展。同樣的，如果有力量在阻斷這種進程，那就是在損害全人類的利益，在損害全球的福祉。如果人們不想陷入“霸權死后，將會洪水滔天”的境地，那么阻止相關行為體的肆意妄為，阻止不負責任的決定，避免人類社會為此支付更多不必要的代價，就應該成為全球所有有識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沈逸，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